我与孔德学校的关系并不怎么深,但是却也并不很浅。民国六年我来北京后便出入于孔德,十年在那里讲演过一篇《儿童的文学》,这已是十三年前的事了。以后教了几年书,又参与些教材的会议,近来又与闻点董事会的事情,这回学校纪念日要我写几句文章,觉得似乎不好推辞,虽我所能说的反正也总是那些旧话。
民国二十三年间教育宗旨不知道变成怎么样子了,然而孔德是有它的宗旨的,我相信这在现在也还是没有变。说什么宗旨,像煞有介事的,老实说就只是一种意思,想让学生自由发展,少用干涉,多用引导罢了。且莫谈高调空论,只看看普通幼稚园的办法就行,孔德学校的理论也只是一个园,想把学生当作树木似的培植起来,中国有句老话,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原来也是这个意思。这件事情却是实实在在是“难似易”。前两天我在一篇小文章里说过:“福勒贝尔(froebel)大师的儿童栽培法本来与郭橐驼的种树法相通,不幸流传下来均不免貌似神离,幼稚园总也得受教育宗旨的指挥,花儿匠则以养唐花扎鹿鹤为事了。”这种情形悠悠者天下皆是,园艺之难得正鹄,盖可知矣。
我常想中国的历史多是循环的,思想也难逃此例。这不晓得是老病发作呢,还是时式流行,总之事实还是一样。有一时谈文化,有一时崇武力,有时鼓吹民主与科学,有时便恭维国粹与专制,三十年来已不知转了几个圈子。政客文人口头笔下乱嚷胡写,很是容易,反正说转去是那一套,翻过来又是这一篇,别无实际变化,落得永久时髦。苦只苦了实在办事的,特别是教育家。受教育者是人,人到底不是物件,不好像耍猴似的朝三暮四地训练,而且人才也不是朝三暮四地训练所能成功的,这需要十年以至百年的确定的教育才行,而在中国不幸这是做不到。要说孔德特别怎么了不得原也未必,但它有一贯的意思,就是认定它教育的对象是儿童,儿童是什么,智力体力是如何,去相应的加以引导,如此而已。这个本来是很平凡的意思,但因此便使它要遇见多少困难,赶不上时髦还在其次,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表彰的。譬如像广州那样,勒令小学生读那读不懂的唐明皇注本《孝经》,又如苏州那样,叫小学生站在烈日下举行什么礼仪作法考查会,结果是七十多个学生晕倒了五十多个,这种问题是正在沿着铁路爬,迟早会得遇见,要烦孔德费了种种心思去对付的。我想孔德从前千辛万苦的弄下来到了现在,此后自然还要继续地千辛万苦的再弄下去,那是不成问题的,我只想敬赠孔德的同事同学们一句话曰,“勿时髦”!我们仍旧认定我们教育的对象是儿童,要少干涉,多引导,让他们自由发展。一时即使外边扎成鹿鹤的松柏销场很好,但造房屋作舟楫的木料还是切要的,我们就无妨来担任这一部分冷落的工作。不过,这个很难,不及学时髦容易,所以大家还得要特别努力忍耐才得。
(廿三年十二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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