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九章
内阁正式改组，张志潭代表直系，王乃斌代表奉系，在靳内阁分别接掌内务及农商。旧交通系复起，周自齐、叶恭绰联翩入阁，一掌财政，一接交通。外交总长顾惠庆接任，到部第一件公事是行文使节团，要求交出“安福十祸首”。
使节团召集会议，决定各自答复。各国公使都照会外交部，说并未收留徐树铮等人，唯独日本公使馆不复。于是外交部直接照会小幡，询问曾否收留“祸首”？
小幡复照承认有其事，说是依照国际通例，予以政治庇护，随后又进一步声明，无论徐树铮受何种刑事罪名之控诉，日本公使馆都将拒绝引渡。
外交途径走不通了，靳云鹏决定抄“十祸首”的家。但除了日用器物以外，一无所获。靳云鹏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将警察总监段鸿寿找了来，秘密交代了一番。段鸿寿又找部下秘密商量，设下一条毒计。
在日本兵营做客的“祸首”，伙食自理，中午、晚上都是由馆子里送饭来，早晨由日本兵到前门一家小铺买烧饼果子，充作点心。这天是梁鸿志先吃，一咬烧饼，舌头发麻，赶紧吐出来漱了口；再检查烧饼，里面有白色结晶物，找军医来检验，确定是砒霜。
于是买烧饼的日本兵，赶到前门一看，那家小铺已经关门大吉。
果然出花样了，证明段芝贵的警告，确有先见之明。经此刺激，大家都大骂靳云鹏，唯有徐树铮暗中下了决心，非离开使馆区不可。
于是徐树铮去找建川，坦率提出要求，请建川助他脱险。他已经想好一条夹带的计策，只等建川同意，便即提出。如果不同意，这条计策，还可保留。
哪知建川的回答，既非同意，亦非拒绝，只说：“最近奉到司令官的命令，军人行动要格外谨慎，所以这件事最好跟公使谈一谈。”
原来此时日本是号称“平民宰相”的原敬登场，除陆、海、外三相外，其余都是政党出身，为日本自大正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政党内阁。原敬的手腕很高明，利用民众的“过激思想”来对付军部，颇为见效。除了“台湾总督”改由文官出任外，并打算撤销参谋本部。陆军的气焰，大非昔比。所以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南次郎少将，特别告诫部下谨慎。
“只要征得公使的同意，司令官那面我来想办法。”
基本是赞助与鼓励的。徐树铮便去见小幡，一改对建川有所保留的态度，首先提到康有为在复辟时，由美国公使伴同，由北京抵天津，转乘外国轮船，抵达上海，他要求小幡亦能特别予以这样的援助。
“如果可行，我乐于相助。只是在我们答复贵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已声明两点：第一，你们不得干预一切政治；第二，断绝外面交通。如果我公然陪你到天津，是很明显地违反了自己的诺言。贵国外交部提出交涉，我们很难解释。”
“这样说，我是绝不能离开贵使馆的了。”
“如果你自己有办法脱离，我们可以装作不知道。”
这是暗示，只要不动用日本官方的力量，日本公使馆不会加以干涉。徐树铮心想，日本官方的路子走不通，不妨找日本的居留民。
于是想到一个朋友，此人叫加藤定吉，是日本宪政会的代议士，但在中国经商，在东交民巷开了一家专营杂货的加藤洋行。当即向建川要求，希望能跟加藤作一次会晤。
就在这一次会晤中，商定了办法。当然，建川的同意是必要的。
“要瞒过城门密探的耳目是绝不可能的，这个办法虽笨，倒值得一试。”建川在听取了徐树铮的计划以后说，“不过，必须先请示司令官。”
建川要求北京守备队长镰田中佐，亲自到天津向南次郎报告。南次郎表示，如果出事，司令部决不承认事先知道计划，一切责任要镰田担负。因为他是“北京守备队”，有不使日本在北京的机关及侨民发生任何意外的全责。
正当镰田踌躇不定之际，驻屯军司令官的会计部门主管，名叫小野寺的“主计正”，悄然来访。他说他是奉了南次郎的密令，特来相助。但有个条件，如果行藏败露，需要镰田出面，一肩担承，与司令部毫不相干。
这就很明白了，如果这件事做成功，南次郎会记他一功。这个险是值得冒的，镰田一口答应，又问小野寺如何相助。
“这要看你。”小野寺答说，“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。”
“要人。”镰田用征询的语气说，“能不能请你带一件行李？”
“是怎么样的行李？”
“一只柳条筐。”
小野寺想了一下，毅然同意：“可以。”
于是镰田关照加藤定吉备一只特大号的柳条筐，这是日本特有的行李箱，可分可合，分开来是两个长方形的筐筐，一个尺寸稍大，但筐边稍低，合在另一个筐上，用带子捆紧，即成了一具箱子——这是精于昆腔的徐树铮，从“打棍出箱”这出戏上得来的灵感。他藏身其中，由两名日本兵挑着，跟着挂了指挥刀的小野寺，由东交民巷出前门。
前门由段鸿寿派了密探，分班守候稽查。不管车辆行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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