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(6/10)

伍行列，但惯于在伏莽之中，从暗击明。傅鼐便师苗人之技以制苗，平时训练士卒，极其严格：像传说中缚沙疾走，一解沙，轻如燕，健步如飞，确有其事；同时要练藤牌，翻扑跌，始终有一面藤牌护，苗人擅的飞矢，竟无所用其技。当然，最要的一着是，狭路相逢，短兵相击，能致敌死命，所以一把单刀亦无不练得神化。

傅鼐训练乡团最切著的地方是，每一次作战之后要严加甄别，不合格的断然淘汰，如是数年，始得兵千人，号称“飞队”，只要“飞队”一动，“风雨不有行列，遗资路无反顾”。

“其实傅重庵大小百余战，所用的乡团，总数亦不过数千，福文襄以七省之兵所不能办的苗匪，傅鼐以数千人了之，谁说佐杂之中没有人才？”魏默又说，“就论文采，傅重庵亦是佼佼者，比那些有名无实的翰林，得太多了。我收藏有他一通函牍，你不妨看看。”

魏默所示的是，傅重庵写给湖南巡抚杞，议兴屯田的一封信：“防边之，兵民相辅，湖南苗疆，环以凤凰、永绥、乾州、古丈坪、保靖五厅县，犬牙相错，营汛相距各数里。元年班师后，苗扰如故，鼐竭心筹之，制胜如碉堡，募丁壮数千，与苗从事，来则痛击，去则修边，前戈矛，后邪许，得险即守，寸步而前，然后苗锐望绝。湖南自乙卯二载用兵，耗帑七百余万，国家经费有常，顽苗叛服无定，募勇不得不散，则碉堡不得不虚；后患不得不虑，则自图不得不亟。”

龚定庵仅读到这里，忍不住掩纸思，傅重庵的碉堡战法，在乾隆初年，张广泗兵大金川时，便已用过，何以张广泗用而无效，傅重庵用而克竟全功，其故安在？

这个疑问，魏默为他作了解答：“大金川之役，莎罗奔在碉堡中储粮守，以致官军无功，此正是‘制胜无如碉堡’的明证。后来讷亲奉旨督师，一战而败，为之气夺，因而亦议筑碉，谓之‘与敌共险’，其为荒谬，不言可知。讷亲与张广泗合疏言：‘天时地利皆贼得其，我兵无机可乘’，然则即令‘与敌共险’，依然落了风。”

“照这样说，傅重庵是师莎罗奔的故智。”龚定庵说，“他是书办，仕即能办贼，可见未经历练，学问经济，大概都从熟读奏议、政书而来。足见经世致用之学，还是要讲究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即令现在不是好人的时候，或许用不着，可是将来总有用得着的时候。”

于是相与纵论三朝用人，宗如龚定庵诗中所说，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，诸竞，自有权衡，善而能用，恶而能去，舍短取，人尽其才，除了最后那几年，由于年健忘之故，受和珅的蒙蔽以外，一切都是他自己主。仁宗则保护善类，唯恐不至，衡论法，细心推求，庙号“睿皇帝”，名实相副，因此嘉庆朝的循吏最多，在风尘俗吏中，亦常有杰之士，傅重庵以外，还有贡的贵州人刘清，在四川由县丞升知县时，政声即为全省之最。嘉庆元年教匪起事，刘清募乡勇五百人成为劲旅，教匪望影而避。四川教匪目叫王三槐，为刘清招抚，而总督勒保奏报大捷，俘获王三槐，解至京师，仁宗亲审，问他缘何造反。王三槐回答：“官民反。”再问：“莫非四川一省官都不好？”答说：“只有刘青天一个好人。”

仁宗因而命勒保据实奏保，逐渐升至四川臬司。嘉庆十年觐，赐御制诗：“循吏清名遐迩传，蜀民何幸见青天。诚心到能和众，本从来不钱。”可惜，如此循吏，只为不耐官场中的繁文缛节，又困于簿书钱谷，因而告病退休。仁宗知他的隐衷，由文改武，以云南藩司，改授山东曹州镇总兵。这便是仁宗不及宗之：如果是宗，必有不使刘清困扰而能尽其才的置，不至于以由文改武的策。

至于光改元，庸暗不明，连“善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”都谈不上，因为本不明善恶。而且跟明思宗很相像，喜用严刑峻法，但以善恶不明之故，每每摧折好人，除寒透了心的英和以外，督抚中有才、有治绩的，常在最后遭受挫折。如识的蒋攸铦，受曹振镛排挤任两江总督后，嘉庆十年，以置盐枭黄玉林案，在因病乞假，召回京途中，突蒙严谴，降为兵侍郎，以至病殁于旅途之中。

又如那彦成，光七年办理回疆善后，尽去积弊，赐紫缰、双翎，绘像紫光阁，刊功臣之末。后来回疆复生叛，论者借词攻击那彦成，竟诏斥那彦成误国革职，但十三年病殁于家后，复又追念平教匪功，依尚书例赐恤，并谥文毅。然则始终肯定了他的毅力，而竟在垂暮之年，予以严谴，岂非速其死。

魏默这些略近愤激的议论，使得原已为慨的龚定庵得了一个结论：“宗善恶并用，纵由心；仁宗善善必用，微惜恶恶不去；今上则恶者常得，善者每遭挫折。由此可以看世运了。”

有好一阵，龚定庵跟魏默在一起盘桓，常常是两个人对据一张方桌，一大壶酒，一个“盒菜”，以箸代筹，指画山川险要，就清军关以来的大战役，各抒所见，评论得失，往往谈到宵方散，还不愿归寝，独坐沉思，心起伏，壮志未消，力渐衰，书空咄咄，心有不甘，满腹自信绝非纸上谈兵的筹边伟略，莫非真是就此埋没，随土？

苦闷多日，为吉云看来，终于忍不住发问：“看你心事重重，何不跟我说一说？”

“今年四十六了，望五之年，还是一名礼主事，白首为郎，还则罢了；上面还有员外、郎中，什九后辈，岂不难堪？”

“这是世俗之见。”吉云说，“不应该自你的中。”

“好，这不说。”龚定庵忽然想问一问，“吉云，你以为我只不过文字胜人而已！是不是？”

“我倒不是这么看，文章原有义理、辞章之分，于义理，就能成为经世致用之学。我看你的几篇杂记，《说京师翠微山》《说昌平州》《说天寿山》《说居庸关》《说张家》之类，不是普通的游记，光是描写风景，论形势，论建置源，用兵为政，亦都可参考你的舆地之学，实在是很有用的东西。”

“唉！”龚定庵叹气，“吉云，你我上有不投之，不过，你总算也是我的知己之一。我现在不甘心的，就是虽有筹边良策，毫无用；纵有抱负，无从抒展。”

吉云不作声，想了好一会儿说：“我们绍兴的乌师爷，你一定看不起，可是，你们杭州的陈潢，莫非你亦不屑一顾？”

这是劝龚定庵考虑，是不是可以作督抚的幕客？“乌师爷”为雍正朝田文镜司章奏，迎合世宗的意旨，使得田文镜信日固，但田文镜其人，就为龚定庵所鄙视，乌师爷亦就不值一谈。可是提到杭州的陈潢，龚定庵不能不动心了。

陈潢是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辅的谋主。靳辅是镶黄旗的汉军，仕之途较宽，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，康熙初年以阁学士外放安徽巡抚，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不朽的盛业：治理黄河。

明朝末年，寇四起，运断绝。一条黄河，百孔千疮，到泛滥，由河南到山东这一段，由于李自成几次决以黄河淹开封，灾害尤为严重。所以多尔衮领兵关后，一到河南、山东归掌握，立即派汉军镶白旗的杨方兴为河总督。此人是清朝在关外第一次开科取士所取中的举人，到任后全力修堤，疏通河。一直到顺治九年，心瘁，上书请罢官，但治河正有起，不容他告退，上谕留，杨方兴亦勉为其难，一直栉风沐雨，亲自防河督工。

其时有一些言官，联名上疏，建议勘查九河故，导河北海。原来黄河发源于青海，经河东行一折往南，龙门至潼关前面，再折而往东，即河南地界，在与山东接壤之，复又转向西北，以地形阻隔，一条大河分为九条小河，在山东、直隶之间，渤海。但黄河早就与淮河合，由西南，如说要导河北海，既不可能，亦不必要。

因此杨方兴上奏：“河古今同患，而治河古今异宜。宋以前治河，但令赴海有路，可南亦可北。元明迄我清，东南漕运，自清迄董家二百余里，借河为转输，河可南，必不可北。”这段话言简意赅，说得很清楚，但宋朝“可南亦可北”的说法，是有蓄的，真正的形是，在南宋，黄河可北不可南，因为黄河自河南之东应向北而竟向南时，金兵便可利用黄河南侵，所以南宋治河，以使河北为不易的宗旨。

自金章宗明昌五年，黄河改往南以后，自南往北的运河被冲断成两截，因此，自淮安府的清黄河，往西行二百余里，再由董家往北运河。这就是说，漕船自南北向的运河行至此，有一段去程自南转西，回程自北转东，总计二百多里，必须经行黄河，谓之“借黄”。如果黄河循故往北，运河“无黄可借”，势将中断，所以杨方兴虽“请敕廷议，定画一之规，屏二三之说，俾有所遵守”，其实朝廷仍是支持杨方兴，否定了言官的建议。

继杨方兴治河的，是浙江义乌人朱之锡，顺治三年士，十一年以兵尚书衔，总督河，康熙五年病殁于任上，亲见朱之锡治河辛苦的地方大吏，上奏表功，说：“之锡治河十载，绸缪旱溢，则尽瘁昕宵；疏浚堤渠，则驰驱南北。受事之初，河库贮银十余万；频年撙节，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。其官守，可谓公忠。及至积劳撄疾，以河事孔亟，不敢请告，北往临清，南至宿迁，夙病日增，遂以不起，年止四十有四，未有嗣。”朝廷自然优恤，但犹不足为朱之锡之荣，江淮间颂扬德政，说他死为“河神”。

当靳辅由安徽巡抚转任为河总督，治河功不即见，但圣祖相信他彻底整理的步骤正确，所以虽遭工官员及御史的责难弹劾，信任如故。而靳辅亦有治河必成的信心，这份信心，主要的来自陈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