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章
主审的是翁曾桂，还有会审的两员司官，一个叫林拱枢，是道光名臣林则徐的第五个儿子；一个叫刚毅，满洲镶蓝旗人，此人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，可又喜欢掉文，以至于常闹笑话。刑部公事常有的一句成语“草菅人命”，在他口中便成了“草‘管’人命”。不过他肯下死工夫，律例烂熟于胸，所以虽是直隶司的员外，亦奉命会办。刑部司官中，浙江籍的好手甚多，但一个都不曾派到，为的是怕他们心有成见，审问不公。
这三位司官承办这样一件“名案”，兴奋之余都不敢掉以轻心，案情读了又读，凡有疑问，都用签条签了出来；下手的方法，亦都一致同意，抽丝剥茧，照案情发生的经过，从头问起。
因此，第一堂只提传四个人，除正犯葛毕氏以外，其余三个证人是：房东王心培、岳父喻敬添，还有一个沈体仁。
首先要问的是小白菜，这是意料得到的事，所以刑部各司的官役，都涉水来到“南夹道”——刑部在皇城西面，正对着西安门一条南北通衢，名为刑部街，街西自北而南，依次是大理寺、刑部、都察院，就是所谓“三法司”。刑部街的地势最低，春夏之间，积水是常事，所以京师有个说法，叫作“水淹三法司”。至于刑部的“南夹道”，是浙江司所在地，其时春雨连绵，流潦没膝，好事的都涉水而来，垫足翘望，为的是要看一看小白菜究竟艳到如何程度，到底像不像谋杀亲夫的样子！
这当然妨碍问案，但拒之不可。翁曾桂唯有简略地问一问姓氏、年龄、籍贯，成亲几年、有无子女，随即吩咐还押，另问证人。
第一个被提上堂的是沈体仁，问过他跟小白菜的关系，翁曾桂又问：“葛品莲管你叫什么？”
“他也叫我干爷。”
“葛品莲死的那天，你看见过他？”
“是！”沈体仁答说，“那天是十月初七，我在大桥茶店吃茶。看见品莲过去，样子好像不大对，我赶出来叫住他问，问他是不是流火又发了？他说还好，又说肚子饿了，要去吃点心。”
“所谓‘样子不大对’，是怎么不对？”
“是发冷的样子。”
“那天，天冷不冷？”
“十月小阳春，一点不冷。”
“以后呢？”翁曾桂问，“以后有没有再见过葛品莲？”
“再见到他，已经咽气了。”
“你把当时的情形说一说。”
沈体仁一面想，一面回答：“那天是十月初七，吃过中饭不久，王心培来通知，说品莲病重。当时我正有事，分不开身，所以我‘家里’，就是品莲的亲娘先去。又过了个把时辰，来通知说是品莲死掉了，我才赶了去的。”
“赶去以后，看到的是怎么一个情形？”
“看到喻敬添夫妇都在，商量买棺材办丧事。”
“尸体怎么样？”翁曾桂补充一句，“有没有什么异样？”
“我没有看到，去的时候，死人的衣裳都换好了。脸上盖一块白绸子，我没有揭开来看。不过——”
沈体仁突然咽住了。
问官当然不肯放松，刚毅脾气急躁，拍着桌子喝问：“不过怎么样？快说！”
“不过，”沈体仁嗫嚅着说，“我问过我家里，有没有中毒的样子？我家里说：看不出来。”
这句话不尽不实。当时沈媒婆向丈夫回答得很清楚，皮肤好好的，没有中毒的样子。可是她到了杭州府变了口供，所以沈体仁亦就不能不含糊其辞，略略照顾到沈媒婆在杭州说的话。
“这句话很要紧，不要漏。”翁曾桂向录供的书办叮嘱了这一句，随即吩咐带走了沈体仁，传问王心培。
由于王心培是葛品莲的房东，翁曾桂与刚毅都认为这个证人很重要，葛品莲的死因，葛毕氏平日对待丈夫，以及跟些什么人交往的情形，只有他最了解，所以问得特别仔细。
“葛品莲死的那天，回家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见他浑身发冷的样子？”
“不是我，是我女人在门口看到的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看到葛品莲的呢？”
“等我看到，葛品莲人已经不对了！”王心培说，“那时候我正在吃中饭，只听得楼上狂叫一声：‘你们来啊！’听得人汗毛直竖——”
“慢，慢！”翁曾桂打断他的话问，“是不是好像突然之间，遇见怕人的事，才会喊出来的那种声音？”
“是的。老爷说得一点不错。”
“你再说下去，听见喊声以后怎么样？”
“我跟我女人都丢下筷子，赶上楼去，只见品莲口吐白沫，两只眼睛往上翻，两条腿一抽一抽地，喉咙里呼噜、呼噜像拉风箱的声音，是在‘起痰’了。我就说，应该马上去通知沈媒婆。是我亲自去走了一趟。”
“我问你，”刚毅是问小白菜的反应，“你上楼的时候，葛毕氏在干什么？”
“什么也不做，站在那里发抖。”
“葛毕氏的母亲呢？”
“她来过一趟，后来走了，是去请医生。”
“医生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“等我陪着沈媒婆一到，医生也到了。”
“沈媒婆是什么人？”翁曾桂问。
“就是沈体仁的老婆，葛品莲的亲娘。”
“当时在场的，还有什么人？”
王心培想了一下答道：“还有喻敬添夫妇，医生就是他们请来的。”
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“医生说是痧症。”
“你记不记得，开的是什么药？”
“没有开方子，只教拿万年青、萝卜子捣了汁灌下去。哪知道一点效验都没有。”
“以后呢？”
“以后就死了。”王心培木然地说，“医生还没有出门，病人就咽气了。”
“医生有没有别的话？”刚毅插进来问，“譬如说，觉得病情奇怪，或者疑心有别样缘故，病才会发作得那么厉害。”
翁曾桂觉得刚毅的话，是问在紧要之处，因而附和着也说：“你仔细想一想，想清楚了再说。”
“没有！”王心培很快地答说，“医生来了，没有说几句话。到病人不中用了，问他到底什么毛病，他还说是痧症。”
“那个医生医道高明不高明？”刚毅问。
“是个‘乌花郎中’。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
刚毅听不明白。籍隶江苏常熟的翁曾桂却懂这句杭州府的俗语，便为刚毅解释，食物之类腐败发霉，历时既久还会长白毛，就叫“乌花”；所谓“郎中”即是北方人口中的“大夫”，为医生的别称。“乌花郎中”意即难得有人请教的医生。
刚毅爽然若失，“照此说来，医道并不高明。”他说，“也说不定不是痧症，看成了痧症。”
“这也可能的，还得仔细求证。”翁曾桂转脸又问，“王心培，你认不认识杨乃武？”
“认识的。不过不熟。”
“你们有没有来往？”翁曾桂想补充着更明确地问，“譬如你到他家，他到你家，以及婚丧喜庆的应酬之类。”
“没有。见了面，大家点点头，没有往来。”
“那么，”翁曾桂急转直下地问，“杨乃武有没有来看过葛品莲夫妇？”
“没有！”
“这句话出入很大。”刚毅又插嘴了，“你说话要负责，到底有没有见过杨乃武到葛家，你要想清楚了再回答。”
“杨秀才没有来过。”王心培仍是很平静而负责的态度，“我家里总有人，杨秀才如果来过，就算我不知道，我家里总有人知道，会告诉我。”
这也是全案中很重要的一个关节，由王心培的证供中可以确定，自从葛品莲迁入新居以后，杨乃武并未到过他家。果真杨乃武示意小白菜毒杀亲夫，则授毒应另有地点，这个地点在哪里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问杨乃武与小白菜自己了。
接下来是传讯喻敬添。由于他是塾师，虽无功名，也算斯文一脉，所以翁曾桂对他比较客气，行礼以后，许他站着回话。
“喻敬添，”翁曾桂说，“你是读书明理的人，应该知道，问案是虚中以听。你如果以为刑部提审，就是认定了杨乃武、葛毕氏无罪，那就错了！一切要凭证据说话，而证据就在你们嘴里！你们有一句，说一句，不造假，不隐瞒，真相容易明白，结果一定公平。倘或心存偏袒，自作聪明，以为问官可以欺骗，结果呢，欺骗不了问官，害了你们自己，证供不实是有罪的！”
“是！这案的人证，不只我跟我妻子，一手遮不尽耳目，自然据实奉答。”
“好！你把葛品莲暴毙当天的情形，根据你亲身的经历，从头细说一说。”喻敬添所陈述的情形，与王心培大致相符，一直谈到葛品莲咽气，告一段落。于是翁曾桂继续再问死者的后事。
“葛品莲一死，你心里有什么感想？”
“心里很难过，人世无常，品莲年纪轻轻的就去了！死者已矣，生者何堪？不知道遗孀将来怎么样过日子！”
“你不觉得死因可疑？”
“不觉得，暴病而亡，也是常有的事。”
“后事呢？”翁曾桂问，“是谁替他办的？”
“是请王心培办的。”喻敬添说，“出力容易出钱难。死者生前的积蓄，只有十两银子，一场丧事起码要用三十两。我们两家境况都不好，为了凑钱买棺材，所以过了三天才入殓。”
“你所说的两家是指你跟沈体仁？”
“是！”
“过了三天才入殓，那就是十月初十？”
“是的。十月初十半夜，一交子时，就算十一的日子了。”
翁曾桂想了一下，问到医生：“郎中是你去请的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郎中叫杨敬斋，是相熟的朋友。”喻敬添说，“我妻子去探了病，回来很着急，说病很重，要马上请郎中急救，所以就近请了杨敬斋。”
“以后呢？你有没有问过杨敬斋，到底是何病症？何以死得这么快？”
“问过的。他说，死者平时体子不好，受了外感；因为天时不正，一下子发作，所以来势凶险。说是痧症，其实是时气毛病。”喻敬添又说，“跟堂上说实话，杨敬斋的本事有限，看也是匆匆忙忙看一看，病症说不明白。”
对喻敬添的审问，到此告一段落。时已过午，翁曾桂结束了这一天的讯问。将全卷连同这天所录得的口供一起带回家，反复推求，总觉得找不出杨乃武授意、小白菜下手的迹象。不过沈媒婆是个关键人物，许多疑问由她造成，系铃解铃，要想澄清亦非细细盘问她不可。
因此，第二天只传沈媒婆到堂。媒婆的一张嘴是拦不住的，问官不过提了个头，她就叽叽呱呱地自己都说了出来，一直说到发现儿子尸体口鼻流血，翁曾桂才打断她的话。
他是因为她说得太快，而且有些不相干的枝节之词，夹杂在里面，怕书办的手远赶不上她的口，所以特意告诫，“沈喻氏，你慢一点！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，跟案子没有关系的话，不必多说。”
“是！老爷。不是我喜欢多嘴——”
“好了！”这次是刚毅拦阻，“既不喜欢多嘴，就不要多嘴！”
沈喻氏连碰了两个钉子，咽口唾沫，闭紧了嘴。于是翁曾桂问道：“你儿子断气以后，是你替他换的衣服？”
“是啊！我媳妇哭哭啼啼啥事也做不来，亲家母到底不好看女婿赤身露体，只好我做亲娘的动手。”
“当时有没有看出来什么中毒的样子？”
“仔细看过，没有。”
“那么，以后怎么又要报官相验？”
“啊呀，老爷，以后是以后，情形不对了呀！”沈媒婆指手画脚地说，“嘴里，鼻孔里，又是血，又是痰，脸色发青，老爷你想，换了你要不要起疑心？”
“起疑心以后怎么样呢？”
“我跟我亲家母两个人盘问我媳妇，她不承认，亲家母又帮着女儿骂我。一口气咽不落，而且尸首摆在那里，如果不报官相验，糊里糊涂下了棺材，叫我做娘的，怎么安得下心？”
“报官是什么时候？”
“十月十一大清早。”
“有没有递状子？”
“自然！”沈媒婆说，“打官司怎么好没有状子？”
问官反倒受了抢白。刚毅很不高兴，翁曾桂却很有涵养，付之一笑，接着问说：“你状子是怎么写的？”
“说是我儿子死得不明不白，请县大老爷来相验。”
“是不是说你儿子七窍流血？”
“没有！没有！”沈媒婆连连摇头，“这怎么好瞎说？验出来不是七窍流血怎么办？”
“你状子里不是说，盘问你媳妇，是听了杨乃武的话，下的毒？”
“哪里有这话？老爷，你去看状子！”
沈媒婆初呈的诉状，就在卷中，翁曾桂早已看过，并无此语，只不过故意这样问一问而已。
“你的状子我早看过了。”翁曾桂仍然和颜悦色地，“告状除了状子以外，总还有口供，当时余杭县传你问过话没有？”
“传过的。”沈媒婆答说，“验尸以后，传我问话，只问了一句，问我儿子服毒的毒药是哪里来的？”
“你怎么回答？”
“我说，我不跟儿子同住，毒药哪里来，我不知道。”
“还有呢？还问了什么话？”
“没有了。就问了这么一句。”
“既然这样，余杭县报杭州府的公事，怎么说你曾经提到，你向你媳妇盘出杨乃武用毒药的情节，所以进状子报官相验？”
“我怎么知道？那要问余杭县的刘大老爷。”
答语振振有词，又形成抢白，翁曾桂为之语塞。不过他秉性平和，不以为忤；而刚毅却看不下去了，悄悄写了张条子，摆在翁曾桂面前，要求由他来问。
翁曾桂微一颔首，向沈媒婆说：“刚老爷有话问你，你要说实话。”接着，将面前的案卷，向旁边移了一下。
刚毅的态度就不同了，摘下墨晶大眼镜，慢条斯理地先检沈媒婆的状子，跟余杭县初次申详杭州府的公文看了一看，方始开口。
“沈喻氏，你到底在公堂上说过没有，你向你儿媳妇盘问出杨乃武用毒药谋害你儿子的话？”
“那——”
刚毅不容她迟疑，立即指破：“是在杭州府说过，是不是？”
“是！”沈媒婆有些怯意了。
“为什么在余杭县不说，到杭州府说？你是真话，还是假话？”
“是，是假话。”
“为什么说假话？”
沈媒婆觉得很难回答，而看到刚毅咄咄逼人的气势，心存恐惧，平日一张利口，此时竟是只字不出，身子也不由得有些发抖了。
翁曾桂认为刚毅的这种态度，正就是造成犯人或证人诬供的由来。不过，在此堂而皇之的场合，不便公然劝阻，只好安慰沈媒婆。
“沈喻氏，”他说，“你不要怕，有话慢慢说。”
“是，”有他这句话，沈媒婆才能略略安心，定定神想了一会儿答道，“我说假话，也是没奈何。杨秀才跟我媳妇受不过刑罚，自己都乱招了，我怕知府老爷也拿我上刑罚，所以信口胡说了一句。”
这个理由欠充分，但可以不必追究，只要能证实她这句话确是胡说就行了，所以刚毅再问一句：“你是说，你儿媳妇并没有跟你提到杨乃武给了毒药的话？”
“是的。没有。”
“你状子上又说，你儿媳妇‘素性轻狂’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”
“家丑不可外扬，老爷，请你不要问了吧！”
“我不问你的家丑，怎么能断你的家务？”刚毅说道，“这样一场人命官司，由县里打到京里，你还顾忌什么？”
“是！”
沈媒婆便吞吞吐吐地谈平日风闻小白菜与杨乃武的暧昧，但都是“听说”，“别人这么在传”的话头，究竟有无奸情，并未确指。
这些情形，在问官只能作为参考，所以等沈媒婆说完，刚毅不再多问。看了看所有人证的供词，由葛品莲得病到报案的过程，大致已经明了，以下就要问报案以后的情形了。
“验尸的时候，你在不在场？”
“在场。”
“相验的情形，你是不是都看清楚了？”
“看不大清楚。”
“为什么呢？”
“因为隔得远，而且乱哄哄的，一会儿县大老爷骂人，一会儿仵作跟沈二爷吵架——”
“沈二爷？”刚毅急忙截住她的话问，“沈二爷是谁？”
“是县衙门里的门丁。”
“噢，是门丁！”
门丁为何与仵作吵架？显然地，是门丁在干预公事。刚毅对这一点新发现，相当兴奋，随即吩咐：沈喻氏饬回，传余杭县仵作沈祥。
到堂的沈祥，浑身在发抖。因为这一案的症结，就在相验不真，平时大家谈论，都说仵作是罪魁祸首。
这些话在沈祥已听了不少，扪心自问，一时马虎，闯出这么一场大祸，自疚自悔，一直提心吊胆，如今是真的逃不过这一关了！
上堂磕过头，刚毅见他如此害怕，心知必得好言抚慰，才能问出真情，便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你别怕！
一切有本司替你担待。你只要说了实话，就没有你的事。”
这多少是哄人的话，果然相验失实，罪名不轻，何得无事？而沈祥居然信以为真，感激地答说：“是！
小的一定说实话。”
“葛品莲的尸首，是你经手验的？”
“是。”
“当时尸首是怎么一个样子？”
“尸首已经发变了。尸身胖胀，头肿得很大，口鼻耳朵里都流血水。身上有青黑的毒斑，还起水泡。
手指甲也是发青发黑。”
“这就是中了砒毒以后的样子吗？”
“是中毒。”
“什么毒？”刚毅紧盯着问，“砒毒？”
“不是！”沈祥嗫嚅着说，“尸身软而不僵，是乌烟的毒。”
“乌烟”就是鸦片，刚毅知道浙江有此称呼。为确实起见，补问一句，“你是说，中的是大烟的毒？
既然是烟毒，为什么说是砒毒？”
“老爷，”沈祥有些激动了，“我的冤枉就在这里！当时门上沈彩泉跑上来跟我说：‘怎么会是烟毒？
下毒药当然是下砒霜，哪里会用乌烟？你再看看，肚皮上发青发黑，也是砒霜中毒的样子。’我说：‘砒霜中毒，七窍都会流血，恐怕不是。’沈彩泉还说是砒霜。他是刘大老爷面前得宠的人，我只好照他的话，喝报砒毒。”
这段口供，刚毅听得很仔细，而且还关照录供的书办，只字不可遗漏。不过砒毒是毒，烟毒也是毒，如照沈祥所说，葛品莲乃是中毒而死，似乎已无疑问。然则，鸦片从何而来？如何到得葛品莲口中？是有人硬灌，还是他自己厌世服毒？疑云重重，案子变得更复杂了。
刚毅定神想了一会儿，要言不烦地问道：“你认为葛品莲是中烟毒而死，有哪些个证据？”
这一下将沈祥问住了。当初认作烟毒，一半出于揣测，要问证据，只记得一样：“尸首软而不僵。”
“还有呢？”
沈祥思索了一会儿，又想起一样：“指甲发青发黑。”
“就这两样吗？”
“是！”
“那么，如果是中的砒毒，指甲会不会发青发黑？”
“会。”
“原来凡是中毒，指甲都是青黑色，照此说，这算不得是中了烟毒的证据。”
刚毅将摆在手边的《洗冤录》翻开来，看目录上并无有关烟毒的叙述，不免奇怪——这就是他少读书之故，不知道鸦片在宋朝还未传入中土，而《洗冤录》却是宋人的著作。
不过，《洗冤录》所载一般验毒的方法，应该还是适用的。这在刚毅不须查书也知道的，最普通的一种方法是“银针探喉”。当即问道：“你用银针试过没有？”
“试过的。”
“怎么样？”
“有一点点黑。”
“只有一点点黑？”
沈祥没有听懂那个“只”字，答一声：“是！”
“这就不对了！”刚毅对例案很熟，记忆力也很强，想起有一件恶媳凌姑，服鸦片自杀的案子，以彼例此，找得漏洞，“烟毒而死，说来都是自杀，要吞好些大烟，才能送命。烟膏子在嘴里不管喝多少水，总有剩下的，银针一试，一定很深、很深的黑颜色。你怎么说只不过一点点黑呢？”
“这个，小人就不知道了。”
“你当仵作多少年了？”
“小人是同治十二年春天正式补上名字的。”
“这样说，替葛品莲验尸的时候，你才当了半年仵作？”
“是！”
“那就怪不得了！”刚毅得意地说，“我倒考考你，银针探喉之前，应该先做怎么一道手续？”
“小的，”沈祥嗫嚅着说，“小的不知道。”
“银针探喉以前，先要用皂角水洗过，莫非这一点你都不知道？”
沈祥越发惊惶了，结结巴巴地回答：“没，没有听说过。”
“唉——”刚毅这口气叹得很长，一半也有些做作，是表示他的得意，“你这样子胡闹，真正是草‘管’人命！”
他又念了个白字，误“菅”为“管”。不过沈祥听不懂，就是听懂了也不敢笑他。
刚毅自觉这一天颇有所得，退堂以后，找到翁曾桂细谈经过。林拱枢虽然也奉派会审，但以手头另有案子，这两天的审问，始终不曾参与。翁曾桂认为应该跟他谈一谈，也问问他的意见。
于是，又将林拱枢请了来，拿两天的口供给他看，也作了必要的口头说明。林拱枢听完问道：“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”
这一问，指出了全案最主要的症结。过去所认为所须推究的是，杨乃武曾否指使，并以砒霜供给小白菜毒杀亲夫？对于葛品莲之中毒而死，似乎并无疑问。现在如果能查出真正的死因，若非砒毒，则杨乃武毫无干系，就不辨而自明了。
“如果是死于烟毒，则案中有案，另起波澜！”
“果真有此案中之案，恐怕很难水落石出。时间隔得那么久，从何查起？”翁曾桂搓着手说，“案子可能很棘手，如之奈何？”
“我看，”刚毅却很乐观，“连烟毒都不是。用大烟谋害人命的事，还没有听说过。大烟味苦，上口就知道，怎么害得成？”
“然则除非葛品莲自尽！可是，”林拱枢质疑，“第一，何以厌世，是不是有何冤屈？第二，为什么用大烟？先祖遗志未达，至今毒逋天下！”他是为他祖父林则徐禁烟一事，顺便发两句感慨，“烟膏也很贵，葛品莲就要自杀，又何必挑这个既花钱又受罪的法子。第三，葛品莲从发病到咽气，不像中了烟毒的样子。中烟毒只会昏迷不醒，不会像打摆子那样，浑身发冷。”
“是的！”刚毅接口说道，“银针探喉，未用皂角水洗过，发一点点黑，不足为凭。据仵作所供，亦只是尸身软而不僵，疑似烟毒而已。总之，证据薄弱，情理不通，烟毒之说，可以不论矣！”
“那么！”翁曾桂问，“是不是再追究砒毒？不是砒毒，中的是什么毒？”
“也可能根本不是中毒。”林拱枢说。
“莫非，”翁曾桂笑了，“真的如那‘乌花郎中’所说，是痧症？”
“为什么不可以是痧症？痧症种类很多，俗语所谓的瘪螺痧、绞肠痧、吊脚痧，夺命都在顷刻之间。”
话虽如此，到底只是可能如此，而非必然如此。发病之初，见到葛品莲的几个人，都不懂医药；唯一能鉴别病症的，只有一个“乌花郎中”，却反不在人世了。即使在世，能够传案作证，亦不见得一定确实，因为这个医生，手段既不见得高明，又未经详细诊断，说的话未必可信。
因此，目前仍应假定葛品莲中毒而死，只是既非砒毒，又不似烟毒，是何种毒物？很难研求。这一来，便只有找漏洞去探索了！
这是林拱枢的见解，翁曾桂也同意了。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从很明显的几个疑问去追究‘为什么’！”
“第一是门丁沈彩泉，”刚毅问道，“为什么仵作说烟毒，他要说砒毒？”
“这是有意要拿案子闹大来！”林拱枢说，“非如此，不能在这场官司中，大大地弄些好处。”
“想弄谁的好处？穷家小户，哪里来的油水！为什么要拿案子闹大？”
“这不用说，当然是想把杨乃武牵连进去。”翁曾桂说，“我听好些浙江的朋友谈过，杨乃武的刀笔收入甚丰，而且平日好与刘大令为难，宿怨甚深。凡此都是刘大令想借此报复的动机。”
“照这样说，第一，是蓄意造成冤狱；第二，沈彩泉当然是由于主人的授意，才敢在大庭广众间，公然干涉仵作。”
对于刚毅的看法，翁、林二人都觉得第二点理所必然，第一点则持论太苛了些。林拱枢比较率直，便唤着刚毅的别号说：“子良兄，说刘大令蓄意造成冤狱，倒也未必；不过，心有所蔽，眼就不明了。只看他对杨乃武并未刑求，只是按规定期限解到杭州府去审，就可以知道，并无一手遮尽耳目，锻炼成狱的打算。”
“他在县里没有刑求，是因为革杨乃武的举人，毕竟要学政做主，事未定局，不敢用刑。”
“话是不错！”林拱枢说，“不过第一天传杨乃武到案，第二天就动公事请革杨乃武的举人，其间并无可以私下接头的时间。这样做法，相当鲁莽，是出于一时意气，而非从容部署，逐步逼紧的老吏手法。
所以‘蓄意’之说，似乎还有推敲的余地。”
“我有同感。”翁曾桂很恳切地说，“子良兄，此案演变成今天不得开交的局面，就因为刘大令当案发之初，便有了成见，以至于一步错一步，如入泥淖，越陷越深。今天我们重审此案，亦不宜有丝毫成见，横亘胸中，不然，只怕难求真相。”
刚毅气量很狭，听得这番话，心里不大舒服，因而局面显得有些僵。翁曾桂性情平和，见此光景，不免失悔，为了弥补感情起见，便改换口气，把刚毅很恭维了一顿，说他目光如炬，折狱精到，而又熟于律例，办这一案仰仗他的地方正多。
于是刚毅的不快消释了，提出一个建议：行文浙江传沈彩泉到案，问他何所据而断言葛品莲中了砒毒。
彼此重新推究全案的真相，认为传唤沈彩泉到案是必要的。但沈彩泉是秉承主人的意旨行事，所以又必须刘锡彤到案。可是现任的县官，除非解职听勘，不能传案对质；而县官解职，又必须确有重大嫌疑，专折奏准不可。所以眼前还不到传唤沈彩泉的时候，等爱仁堂的人一到，必有他人所未知的证供，那时就不但要传沈彩泉，还得传刘锡彤以及案内所有有关的人证。此时有所行动，变成一番手续两番做，徒劳周折犹在其次，打草惊蛇，更为不智。
杨乃武终于解到了。提堂之日，是个艳阳天，因而刑部上上下下，以及刑部官员吏役的亲友来看热闹的，比那天看小白菜的人还要多。
杨乃武却不像个死囚。他本来生得俊美，在狱中三年，难得晒阳光，所以皮肤格外地白，益显得温文儒雅。加以此行，昭雪有望，心情大宽，脸上总带着微笑，十分可亲。因而很多人总有这样的感想：怪不得小白菜会看上他！还有人说：难怪小白菜这么迷他，甚至谋杀亲夫亦无所顾忌了。
不过，杨乃武身体上的苦楚，却只有自己知道，一条腿已经瘸了，内伤太重，每逢阴天，浑身酸痛，彻夜不安。可是，比起昭雪沉冤，得保活命，这些苦楚也就容易忍受了。
到堂是由翁曾桂主审，首先问到他自己的诬供，杨乃武便抖露出一段内幕。
这段内幕，翁曾桂已经听人说过，但出自杨乃武的口中，感觉自然不同。“翁老爷，”他说，“三木之下，不但何求不得，而且唯恐拂了问官的意，或者怕问官不肯完全相信，又动大刑，所以自诬的口供，编造得比真的还要真。真人真事，或许还有记忆不清、细节含糊的地方；假编的‘真人真事’，有名有姓，有地有时，首尾俱全，枝叶分明，而究其实际，完全不是这回事。因此，杭州府不传爱仁堂店东到案，率尔定谳，乃武死不瞑目。不幸的是，爱仁堂店东，已经为余杭县刘大老爷跟余杭县的生员陈竹山逼死了！”
这就有内幕，翁曾桂问道：“为什么逼死爱仁堂店东？”
“爱仁堂姓钱。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为了求其逼真，捏称名叫钱宝生。当时杭州府交代余杭县传钱某到案查问，刘大老爷唯恐钱某不承认，先托余杭县章训导写信开导，随后又由陈竹山与沈彩泉威胁利诱。钱某怕官，更怕讼累，勉强承认有卖砒霜给我这件事。这一来坐实了我的诬供，沉冤至今。现在蒙皇上天恩，准由刑部诸位大人老爷提审，刘大老爷怕钱某说破实情，所以派陈竹山去威吓。钱某平日就受乡里责备，想想说实话不可，不说又不行，左右为难之下，上吊而死。推原论始，所谓‘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！’实在是我害了他！”
说罢放声大哭。这一哭，声似山崩，泪如河决，几乎震动整个刑部衙门。真所谓“暨伤逝者，行自念也”。这副眼泪不仅哭钱老板和他自己，也是为了小白菜及普天下所有受了冤屈的人，一泄悲愤。
这就没法儿再审了。因为要止他的哭声就很难，即令收拾涕泪，而胸部抽搐，喉头哽噎，亦无法说话。
倒不如暂且退堂，等他息一息再说。
杨乃武一收监，看热闹的人亦就纷纷散去。他这一哭，发生了不曾预期的效用，原来认为他冤枉的，自信更深；而存疑不置可否的，一变而为同情。因为这副眼泪，假造不来；这般激动，更非做作。
不但旁观者如此，问官亦有这样的感觉。因此，到下午再秘密提审时，翁曾桂格外体恤，本来叫他站着回话，由于一条腿不方便，不耐久立，特为给了个椅垫，让他半跪半坐地答供。
“你说刘知县、陈竹山逼死爱仁堂的店东，是怎么回事？”翁曾桂问，“这陈竹山可就是陈湖？爱仁堂的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是。爱仁堂的店东名叫钱坦。当初传唤时，钱坦的胞弟钱恺不知道遭了什么官司，因为陈湖常在县衙门走动，包揽诉讼，所以特为进城去托他。其时刘大老爷也知道，乃武所供并不实在，但有意要弄假成真，也托陈湖会同他的门丁沈彩泉，在门房里硬吓软骗，逼钱坦承认有卖砒情事。然后写了一张本案与钱坦无干的‘谕单’给他。是故，在浙江一审再审，始终未提钱坦到案对质。这一次，部里驳胡学使的复审，指出爱仁堂店东是紧要人证，亟应传案讯究。刘大老爷怕钱坦到堂说了实话，全案完全推翻，所以派陈竹山到仓前威胁钱坦，不准他说实话。钱坦良心不安，唯有一死了之。”杨乃武一口气讲到这里，犹复余勇可贾，提高了声音说，“堂上老爷明鉴，倘或钱坦果真他卖过砒霜给乃武，问心无愧，又有县官撑腰，尽可到堂，侃侃而谈，与乃武对质，何用自杀？”
听到最后，翁曾桂与刚毅都暗暗点头，怪不得说他是刀笔，这几句话驳诘得十分有力，看来钱坦的死因是非常清楚的了！
可是，“这些情形，你人在狱中，”翁曾桂问，“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这一问，在杨乃武的意料之中。当然不能说实话——原来在由杭州起解时，詹善政便作了安排。买通了押解的差役，以及海轮上的“买办”，将案发以后，三年来的种种经过，一切传闻，用蝇头小楷写成始末，逐日传递一段，让杨乃武如厕时仔细阅读，读完随即销毁。此所以钱坦被逼自杀一事，他能知道得这么详细。
这时不能说破在海轮上如厕的内幕，可是也不难回答。“这都是平时狱中的传闻。”他说，“海行途中，也听好些旅客谈起，说来不假。”
刘锡彤指使陈湖，逼迫钱宝生作伪证的情节，大致是弄清楚了，但动机却犹不明。翁曾桂与刚毅都认为这一点亦须澄清，才能明了整个错误铸成的由来。
这一次是由刚毅发问，他的语气一向锋利得近乎鲁莽，开口便问：“杨乃武，你可是跟县官的大儿子有争风吃醋的情事？”
这一问很厉害，杨乃武心想，说了实话，多生枝节；不说实话，显得心虚，使问官误会他说的真话亦不实在，关系不浅，因而迟疑未答。
“说啊！”刚毅咄咄逼人地追问。
杨乃武一急之下，逼出一个计较，不全真也不全假，只说一半。“是有的！”他这样回答，“这也是乃武不自检点，以致跟刘大少爷结了怨。如今刘大少爷已经不幸遇难，我不能批评他什么。再说死无对证的事，老爷们也不能听我的片面之词。总之，刘大少爷结怨之事，与本案无关，求老爷不要再问了。”
这番话答得很得体，犯人既已声明与本案无关，刚毅自不便再问，“那么，”他问到刘锡彤，“如说县官是陷害你，总有个原因。你自己知道不知道？”
“乃武不敢凭空揣测。”
“好！那么我问你答。”刚毅问道，“可有索诈的情事？”
“至乃武入狱为止，并无其事。”
“以后呢？有没有问你家里要过钱？”
“乃武亦不知道。”
“莫非你家里的人，没有告诉过你？”
“乃武没有见过家人，只起解的时候，遥遥相望而已。”
这是假话，但无可驳诘。刚毅心想，既非索贿，自是报复，便又问道：“说你在余杭县很不安分，常常包揽诉讼，可有其事？”
“包揽诉讼的是陈湖。”
“莫非你就没有替人写过状子？”
“那是有的。”杨乃武说，“只限于替人写状子，从未走动衙门，说合官司。”
这就是了！只写状子，不走衙门，当然是跟刘锡彤硬碰硬地评理论法，这就无怪乎要结怨了。
“我再问你，”刚毅直截了当地说，“你得罪过县官没有？”
“有的，而且不止一次。”
“你倒说来听听。”
“一次，是县官浮收漕粮，乃武纠合同道，上书请命；一次是县官想将文庙的大松树砍下来卖给富人建屋，本县士绅大为不满，亦是委托乃武执笔写了公禀，上呈省里，方得制止。为这两件事，刘大老爷对乃武颇为不满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他对你不满？”
“曾传乃武到县，当面申饬，警告乃武，不得惹是生非，否则要动公事给学官，革了乃武的秀才。”
由这番供证，可以了解到杨乃武亦不是个安分守己、谨饬自持的读书人，他的被祸是有由来的。但也因此之故，问官认为亦不能完全听信他的片面之言，还有许多细节，需要逐一研讯。
“你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份亲供，说葛品莲死的那一年八月二十四，有个催粮的差役何春芳，跟葛毕氏调笑，为葛品莲撞见，打了妻子一顿。这话，你是眼见，还是耳闻？”刚毅又问，“你的意思，可是暗指何春芳下手毒杀了葛品莲？”
最后这一问很厉害，也很重要。外间原有传说，毒杀葛品莲是何春芳的主谋，而由桂金下的手，连小白菜都不知道。而杨乃武的亲供，指何春芳与小白菜调笑，为本夫撞见，两者之间，蛛丝马迹，不无关联。
是不是杨乃武确知何春芳有此阴谋，只以事无佐证，只能隐约其词？如今认真追究，能问出一点什么来，说不定案中有案，别成天地，那里面才是真正的真相。
杨乃武是深谙刑名律例的，知道这一问的分量，如果答得不好，很容易别生枝节，等追根究底问清楚，已耽误了好大一段工夫，不但对自己非常不利，也加重了案内无辜人证的讼累，于心何安？
因此，他决定作一个有力的澄清，伏身先磕个头，用请罪的语气说：“请堂上老爷宽恕乃武情非得已。
《会典》载明，非有原来并未问到的情节，不能上控。乃武沉冤压抑，无由上达，不得不捏造这一段情节，不能耸动听闻。八月二十四葛品莲打妻子，是何原因，乃武并不知道；所谓何春芳与葛毕氏调笑一节，既非耳闻，亦非目见，全出于乃武的饰词。”
这一回答，颇出问官的意外，也加深了对杨乃武供词的怀疑，“你的花样很多！”刚毅直抒所感，“案子又这么重大，一定要多问、细问，才能根究真相。你今天的口供，自己仔细看一看，如果笔录不符，当堂声明，准你改正。若是以后再问，口供与今天不符，你可小心着，这里问案也可以动刑的！”
“是，是！乃武不敢。”
于是，等发下口供单，杨乃武伏地细读，要求改动了几处错误，随即画押——这次是规规矩矩地写了自己的名字，不再使用暗藏“屈打成招”四字的花押。
爱仁堂的人证到京了。本来传唤的是钱恺，因为有病在身，无法到案。刘锡彤深恐据实答复会引起误会，加深咎戾。正不知如何处置时，忽然由钱坦的老母钱姚氏出面具呈，自愿随带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进京作证。
明知这样的自告奋勇，对他不利，可是刘锡彤不敢不准，否则就更显得自己不明不公，招来更大的麻烦。当然，钱姚氏不惮此千里长行，是有原因的——杨大姐早就下了功夫，经常到仓前走动，每次去不是食物就是衣料，口口声声“钱干娘”，叫得非常亲热。这样的情分，使得钱姚氏不能不有所报答。
“大小姐，”钱姚氏一直这样称呼杨大姐，“老二有病不能进京，不要紧，我去。”
这是杨大姐求之不得的一句话。但事先难以出口，而等人家说了出来，她却又有顾虑：第一，上了年纪的人，长途跋涉，舟车劳顿，倘或中途得病，又没有亲人照应，实在可忧。第二，此案上通于天，一旦平反，连巡抚都会处分，所以浙江的官场，颇为紧张；而爱仁堂的人证，关系全案出入，倘或有人不愿钱家出面作证，阻拦不住，下手暗算，钱姚氏的性命不保，亦非意外。
想来想去，不能不劝劝，“干娘，说实话，你老人家肯出面，我家乃武的一条命，就是一半保住了。
不过，千里迢迢，实在放心不下。我看，”她很吃力地说，“你老人家还是不要去的好！”
“要去！我自己愿意去的。”钱姚氏的态度很坚决，“我无病无痛，身子健旺得很，路上辛苦还吃得起。再说，我也趁此去逛一逛，活到六十五岁，总算京城里也到过，死也死得过了。何况，我不去，官司不能了。大小姐，你不要拦我，只等我走了，店里要托你照应照应。”
“那当然。”杨大姐想一想答道，“既然干娘这么说，路上一切我来托人照应。”
杨大姐说到做到，从余杭到杭州，一路打点，等巡抚衙门派出一位解送的委员，候补县丞“侯老爷”，更大大地送了一个红包。至于为钱姚氏送行，除了一笔充足的盘缠以外，还派了一名老家人，一个很能干的女仆去服侍。因此，钱姚氏此行，十分风光，就像官宦人家的老太太，到儿子任上去就养似的。
至于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同行，一则是为了便于照料“东家”；再则因为当初杨乃武光顾爱仁堂，就由杨小桥接待，曾否买卖砒霜，除去钱坦，便得问他。
“你在爱仁堂多少年了？”翁曾桂问。
“差不多二十年。”杨小桥答说，“我十三岁到爱仁堂学生意，今年三十一岁。”
“那么，你对药性一定很熟悉了？”
“是！普通的药都晓得。”
“你店里卖不卖砒霜？”
“砒霜也是药。”杨小桥答说，“不过有毒的药，不是随便卖的。”
“譬如像砒霜，要怎样的情形才卖呢？”
“要郎中的方子，或者晓得情形，相信得过的才卖。”
“怎么叫‘晓得情形’？”
杨小桥想一想答说：“好比打鱼的，大雪天亦要赤身露体下水。不吃一点点砒霜，身子吃不消。像这种情形，如果不卖砒霜给他，就不对了。”
“还有别的情形没有？”翁曾桂闲闲地补一句，“好像买砒霜回去毒老鼠之类的。”
“那也要看情形，请老板做主。”
“杨乃武是不是到你们店里买过砒霜？”
问到这一句，杨小桥有些紧张，不过他马上记起“老奶奶”——爱仁堂上上下下对钱姚氏的称呼——的告诫：“一字入公门，九牛拨不转”，到了公堂上，说话要小心！慢一点不要紧，想停当了再说，切忌慌忙，忙中有错。因此，他定一定神答道：“我不清楚。”
“浙江来的公事上说，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，是你接待的，所以送你到京来做人证，你怎么不清楚呢？”
“老爷，是这样的。”杨小桥慢条斯理地答说，“那天杨秀才上门，是我招呼。后来我们东家看杨秀才一表人才，上前搭话，才知道他就是杨秀才，新科举人，请到店堂里吃茶，就没有我的事了。”
“嗯，嗯！”翁曾桂问，“那么，在你手里买了点什么药呢？”
“记得是一包豆寇，一瓶诸葛行军散。”
“你们东家有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？”
“我没看见。”杨小桥说，“想来不会的。”
“为什么呢？”
“爱仁堂从来不卖砒霜给陌生人的。”
翁曾桂觉得该问的都问到了，细想一遍，还有日期要问：“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，是哪一天？”
“记不得了！大概是十月初，天气很热。”
“以后有没有来过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好！你先站在一边。我提杨乃武上来，你不要开口！等我问你，你再说。”
于是铁索锒铛地提上一个人来，杨小桥一看，两只眼就睁大了。越看越困惑，双眼乱眨，便待呼喊，却为翁曾桂摇手止住了。
这是特意试验。因为翁曾桂亦已听说，杨家在爱仁堂很下了功夫，而杨小桥的供词，果然对杨乃武有利，怕是预先串通好的，所以特为提个不相干的重犯来试杨小桥。见此光景，不必多问，便知杨小桥是真的见过杨乃武的，所以翁曾桂挥挥手，命差役仍将原犯带回。
第二次提上堂来的，才是杨乃武的正身。手铐已经除去，神态平常，不像个囚犯。
“杨乃武，”翁曾桂指着杨小桥问，“你认不认识这个人？”
杨乃武定睛一看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“面善得很！”他说，“想不起在哪里见过？”
“你倒仔细想一想。”
杨乃武攒眉苦思，好久，好久，突然间眉掀目扬，欣快地说：“想起来了，他就是仓前爱仁堂药店的伙计。”
“不错！”翁曾桂吩咐，“杨乃武还押，杨小桥带下去。传钱姚氏上堂。”
照律例，若非万不得已，不传妇女上公堂。如今是钱家老奶奶自告奋勇，挺身作证，情形特殊，所以问官颇为优遇。等白发皤皤的钱姚氏上堂，特为给她一个坐垫。
“你娘家姓姚，夫家姓钱？”翁曾桂问。
“是！”
“钱姚氏，”翁曾桂先作一番开导，“杨乃武的案子，本来是传你儿子来作证的，你儿子有病，你这么大年纪，千里迢迢肯来吃一趟辛苦，实在难得。不过，打官司跟亲戚朋友有啥纠纷去调解是不同的，情面上的话用不着，要讲真人实事，有一句说一句。只要你说的是真话，决不会难为你证人。你听得懂我的话吗？”
翁曾桂的话带着江南的口音，钱姚氏完全听得懂，却故意答说：“有几句听不懂。”
“如果有听不懂的，你马上就问。”翁曾桂看了看案卷说，“你有两个儿子，叫啥名字？”
“一个叫钱坦，一个叫钱恺。”
“钱坦另外有个名字，叫钱宝生？”
“只有一个名字。”钱姚氏答说，“我真不懂，怎么会叫他宝生？”
“你是真话？从没有宝生这个名字？”
“我自己的儿子，怎么不知道！从来没有过。”
“这要具结的！你懂不懂什么叫具结？”
“我懂。”
于是，翁曾桂命书办即时写好一份“所言是实，若有虚假，甘愿领罪”的“甘结”，念给钱姚氏听了不错，打上手模。办完这道手续，方又再问。
“你儿子钱坦牵涉在杨乃武这件案子里的情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“知道。”
“好！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形说一说。”翁曾桂又提醒一句，“慢慢说！有一句说一句。想不起，说不全不要紧，不要自己去添枝加叶！”
“我不会，有啥说啥。”钱姚氏一面回忆，一面缓慢地叙述，“那年是同治十二年，冬天。有一天，县衙门里的差人上门，说县大老爷叫我家老大去问话。全家都吓一跳，不知道为啥吃官司。差人倒很客气，说没有啥要紧事，去一去就可以回仓前的。老大一走，我越想越不放心，叫老二进城去打听。”
“你说的老二，就是钱恺。”
“是的。”钱姚氏答说，“到了吃晚饭的辰光，兄弟双双回来了。问起情形，老大才告诉我，说杨秀才在杭州府招供，在我们爱仁堂买的砒霜，毒杀豆腐店姓葛的。老大说没有这回事，县大老爷就劝我家老大承认，又拿出章先生一封信——”
“章先生？”翁曾桂打断她的话，“哪个章先生？”
“章先生是我们仓前有身份的人，在县衙门有差使。名字，”钱姚氏用手指敲敲太阳穴，“人家跟我说过，就是想不起了！”
“是不是叫章抡香？”
“对，对！章抡香，章抡香。”
“章抡香的信上怎么说？”
“章抡香，”刚毅插嘴问说，“是不是写过信给你儿子？”
“我家开药店，章举人是做官的，他怎么会写信来？照我家老大说，县大老爷拿出章举人的一封信，说是劝他承认。我家老大回他一句：不认识章举人。所以才请陈秀才跟我家老大商量，写了一张公事，包我家老大不受牵累。老爷，”钱姚氏说到这里，声音突然提高了，“你老倒想想看，我们做小生意的人，县大老爷这样说好话，又有陈秀才的情面在里头，怎么好不答应？除非，我家这爿爱仁堂不想开了！”
这是她为长子钱坦解释当时不能不作伪证的苦衷，话很实在，情有可原。而且此刻亦无须追究钱坦的责任，所以翁曾桂安慰她说：“这一点，问官都知道。钱坦已经不在世了，就算他做得不对，亦不要紧。
跟你们亲族更不相干，你不必顾虑，只说实话就可以了。”
“钱姚氏，”刚毅一下子又问到关节上头，“你儿子钱坦是怎么死的？”
这也是问到了她伤心的地方，钱姚氏强忍眼泪答道：“是上吊死的！没法子做人了，只好去寻死路。”
“为什么没法子做人？”
“这话也不是一天了，唉！”钱姚氏叹口气，“从小白菜谋杀亲夫这件案子闹大以后，就常常有人来问我儿子：你到底卖了砒霜给人家没有？我儿子说不出的苦，只有含含糊糊，敷衍过门。到后来大家都说杨秀才是冤枉的，就有人骂过我儿子，你为啥要害杨秀才？其实，我儿子哪里会害人？这不是天大的冤枉！”
“后来呢？”翁曾桂说，“你只讲今年的事好了。”
“今年正月里，陈秀才到爱仁堂来，说这件案子还没有了，要传我儿子上公堂——以前一直传过，我儿子只当没事了，不过心里委屈。哪知弄到头来，还是要去吃官司，心里就很不自在。老爷，苦啊！”钱姚氏突然悲从中来，放声大哭，“自从他们这场官司打到京里以后，我儿子忧忧郁郁，一两年没有开过笑脸。”
这一下，有点问不下去了，翁曾桂恻隐之心大生，特准陪伴她来的人，也就是杨大姐所派的那个丫头，上堂来劝慰，同时退堂暂息，等钱姚氏喝茶休息了好一会儿，悲痛稍杀，方又再问。
“钱姚氏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大家都知道你儿子是忠厚老实人，只要这件案子审明白，你儿子的苦衷大家都会原谅，他死了也可以安心了。”翁曾桂问，“当时陈竹山怎么说？”
“是啊！老爷，我也就是为了要洗刷我儿子的冤枉，才拼老命到京里来的。”钱姚氏想一想答说，“陈秀才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只听我家老大说，他叫我家老大咬定以前说过的话，不改口，包管没事。”
“钱坦呢，答应他没有？”
“我家老大说，现在不说实话，没有机会说实话了。如果我不说实话，仓前也没法子住了，只有搬家。
老爷想想看，一爿药店，还是我们钱家爷爷手里传下来的，几十年的老店，要搬，谈何容易。”
迁既不可，住又难安，钱姚氏声泪俱下地追述钱坦生前所遭遇的困境，但不曾提到杨家用人情软逼的情形，这当然有着回护的意味在内，但并不影响案情，问官已经可以毫无疑义地判断：钱坦是在刘锡彤授意，陈湖与沈彩泉架弄之下，作了子虚乌有的伪证，坐实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为求免除刑罚之苦而自诬的伪供，变成不易推翻的“铁案”。
听罢司官的陈述，桑春荣问道：“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”
“唯一的疑问，就在这里。”翁曾桂答说，“卖砒之说，既是无中生有，看起来是病死的。”
“病死又有什么佐证？什么病？得病的经过如何？医生如何诊断？语焉不详，何以复奏？”
“是！”翁曾桂看一看林拱枢与刚毅，从眼色中又一次征得了同意，方始答说，“司官已经商量过了，案子问到这里，无可再问。上谕指明‘须彻底根究’，所以只有请旨：第一，余杭县应该到案；第二，尸棺应该提进京来复验。”
话未说完，桑春荣已大为摇头，“这样子办，太离奇了！”他说，“将来会搞得没法收场！”
三人一听这话，大为诧异。刚毅忍不住开口：“大人的意思，不大容易明白。”
“你不明白？”桑春荣老气横秋地说，“将来要你坐上了我这个位子，就明白了！办案不能任性胡闹，你们说要余杭县到案，将来是不是还要杭州府、浙江巡抚、学政也到案？案子不是余杭县一个人定下来的，前后几次审问，结果都是一样，就都有责任，不能光传余杭县一个人到案。”
话倒也有些道理，可是刚毅年轻气盛，而且身为旗人，自觉不必太迁就汉官，所以脱口相答：“果然有此必要，就让杭州府、浙江巡抚、学政到案，亦无不可。”
这是公然顶撞，桑春荣勃然色变，但毕竟忍了下来，冷笑一声答说：“像这样的情形，倒还没有听说过。这要请旨！你想，上头会不顾体统吗？”
刚毅还想争辩，林拱枢抢在前面说道：“让余杭县到案，也是为了作证。其实也不光是余杭县，主要的是要传他的门丁沈彩泉，跟余杭县的生员陈湖，到案讯问指使钱坦承认卖砒的情形。这一层情节，只有刘锡彤一个人该负责；自知府以上，并无责任可言，亦就谈不到应该到案不到案了！”
这番辨析，针对桑春荣的话而来，理由充足，不易驳倒。桑春荣便略而不谈，只说：“刑部提尸棺到京复验，可有前例？”
“这要查！”翁曾桂答说。
“那就先查清楚了，若无前例可援，根本不必考虑。你们要知道，恶例不可开，一开了这个例，后人受累无穷。切记！切记！”
一顿官腔，将承审的司官打了回去。刚毅愤愤不平，当天就到档房里去查案，希望找出可援之例。
刑部档案归书办管理，司官无从查起，如果要想知道某案的处理经过，或者某案某项处理办法，过去有无成例，须向书办查询。客客气气打交道，书办亦不致刁难；倘或摆出司官架子，书办回一句：“没有这样的案子！”或者故意胡说一起，往往无奈其何。至于直接到档房查案，更犯大忌，到头来一定自讨没趣。
刚毅的性情，约略如其名字，自负熟谙律例，平时对书办的词色颇为严峻。这天走到档房，开口便说：
“你把嘉庆戊辰年，江宁候补知县李毓昌到山阳令查案被谋杀的全案，调出来我看！”
“嘉庆戊辰年？”书办扳着手指算了一下，“快七十年了！哪里去找？”
“有年份，有地方，有案由，怎么会找不到？”
“不错！不会找不到，不过一下子找不到。”
“那得多少时候？”
“刚老爷，你倒想想看，天下十八省，一年有多少案子报部？一年一年积下来，一件一件检起来，起码也得一年半载才有下落。”
“瞎说八道！”刚毅厉声喝道，“别位老爷听你们摆布，我可不吃你们那一套，你把门开开，我自己找。”
“那再好都没有。”书办前倨而后恭，“刚老爷请你费神，自己来找！”
刚毅心中得意，此辈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不必跟他们客气。这样一面想，一面跟着书办到了贮存案卷的档库，开锁推门，一股霉烂气味，扑鼻而至。屏气往里看去，一排一排的木架，高接天花板；地下灰尘积得极厚，一踩上去，好深的一个靴子印。
“哪一架是嘉庆戊辰年的？”
“顶里面。”
其时七月天气，秋老虎正厉害，刚毅走进这门窗紧闭、灰尘弥漫的档库，汗下如雨，湿透了小褂子，心里倒有些懊恼，不该自讨苦吃。但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唯有硬着头皮往里走。
“戊辰是嘉庆十三年。”书办指着一个架子说，“嘉庆十一年到十五年的档案都在这里。刚老爷，你要找哪一省的？”
“两江的。”
“两江的在顶上。”
语声甫落，书办已用一枚长竹竿往架子顶层上伸过去。一搭一拉，砰然大响，一大包档案掉了下来，寸许厚的灰尘，飞成一道浓密的烟幕。那书办是有防备的，很快地闪在另一个架子后面。刚毅却搞惨了，满头满脸的灰，沾住汗水，成了一个泥人。
这个哑巴亏吃得不小。刚毅忍气吞声，知难而退。到底是说了许多好话，才由书办找到他要找的一套档案，那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。
又花了几乎三天的工夫，刚毅才将这件案子的首尾曲折弄清楚。事起于嘉庆十三年，因为运河失修，堤防崩坏，淮阳发生大水灾，朝廷特拨巨款办赈。事后有人密告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侵冒赈款，两江总督铁保便派了一名委员下去密查。
这名委员是个候补知县，名叫李毓昌，山东即墨人。奉到委札，随带三名仆人到了淮安，不受当地招待，借住在寺院中。依照赈户名册，遍历各乡，逐户访问，查出许多弊端，或者浮开赈户，或者以少报多，贪污的情节相当严重。
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，见此光景，大起恐慌。他有个听差叫包祥，李毓昌有个听差叫李祥，两祥是好朋友，所以王伸汉通过包祥的关系，由李祥手中得到一本李毓昌笔记的抄本，上面细载查获的种种弊端。
如果李毓昌据实复命，王伸汉立刻便有家破人亡的祸事。
于是王伸汉将李祥找了来，托他去探查口气，如果李毓昌志在索贿，则进一步问一问，要几何数目，方餍所欲？结果是等李祥刚一开口，李毓昌便峻然训斥。口风严紧，点水都泼不进去。
王伸汉得报大惧，以重金买通了李祥弑主。十一月初，李毓昌事毕回江宁，王伸汉为他置酒饯行，薄醉而归，口渴要茶，发觉气味有异，当然要追问缘故。事机败露，李祥露出狰狞面目，与另一名同事马连升，将那碗有毒的茶，硬灌入主人口中。
不消片刻，李毓昌一阵抽搐，七窍流血，仆地而死。李祥及马连升，将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，合力举起尸首，作成悬梁自尽的姿态，然后连夜赶到山阳县去报案。
王伸汉心中有数，第二天一大早便带人去相验，随即买了一口棺材，匆匆盛殓，暂寄原处，然后备了一角公文报到府里，说是检验结果，“委系自缢”；又说传询李毓昌仆人，都道主人时有厌世之语，作为解释李毓昌无故自尽的原因。
过了十二天，李毓昌的一个叔叔李泰清到了山阳。他是应胞侄之约，特地来叙亲情的。一到才知叔侄已是幽明异路，便去看王伸汉，询问死状。
“是上吊死的。”王伸汉答说，“我亲自验过，不错！”
“听差呢？”李泰清问，“舍侄写信告诉我，一共带了三个听差。”
“那可不知道，大概都走散了吧！”
李泰清无奈，只有设法盘灵回乡。王伸汉送了他一百两银子，又说，“死者已矣！入土为安。”劝他妥为李毓昌安葬。灵柩到了即墨，已在年底，当然不是安葬的时候，暂时寄存在城外。李家亲友，都觉得死因可疑，但是谁也无从着手去探索真相。直到有一天李毓昌的遗孀收拾丈夫的遗物，才发现一条线索。
原来李毓昌生前所穿的一件深蓝湖绉面子的羊皮袍，襟领之间，微显异色，入水浣濯，水成红色，再细嗅色异之处，是一股血腥味，足以证明衣服沾了血迹。于是李太太奔告李泰清，此人是个武秀才，做事很鲁莽，但亦很有魄力，决定自己先开棺检查。
开棺一看，尸首因为正值隆冬，而且时间不久，毫未腐烂，但脸上却涂了石灰，胸前摆一面小铜镜，还有一道朱书的符录。
再细看时，指尖发青，身上心腹之间，亦然如此。剥去脸上的石灰，是一张可怖的青脸。这一下，便都明白了，李毓昌确是死于非命。脸涂石灰，并非为了遮掩异色，只因为石灰可以收燥，借以吸收七窍所流的血水。而铜镜符录，无疑地是一种镇厌，以防冤魂化为厉鬼，去向凶手索命报仇。
然则凶手是谁呢？李泰清唯有告到当官，请求昭雪。于是山东巡抚古纶，行文两江总督衙门，而王伸汉已经得到消息，筹集了一大笔现款，从淮安府一直打点到江宁。又因为江苏巡抚亦算本省长官，而全省钱谷虽分隶江宁、江苏两藩司，但全省刑名统归江苏臬司所管，所以苏州的两个大衙门，“烧香”亦要烧到。这一来，纵非倾家荡产，而悖入悖出，在山阳县贪冒赈款所得，亦花得差不多了。
如俗语所说的“火到猪头烂，钱到公事办”，李泰清的呈控，在江苏只落得一个毫无结果。王伸汉自然无事，追缉恶仆，亦不过一纸具文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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