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(8/10)

严，太清不便过分预，只能自己照应载钧，但越是如此，载钧似乎反愈。当然亲友中亦有嫉妒太清，而故意表示同载钧，间接形容太清之不贤。而男女人中，无事搬是非者，更不乏人。这一来，载钧与庶母之间，便有了一个难解的结了。

其时太清的女，行三的孟文，已远嫁至察哈尔，是蒙古科尔沁旗超勇亲王的福晋；另外两个女儿，行四的仲文及行七的以文，都已许字贵族，尚未阁。载钧对这两个妹妹，比较客气，但对异母所的两弟，行五的载钊及行八的载初，非常厌恶，动辄呵斥责骂，从无好脸嘴。载钊十四岁，载初更只有八岁，受了委屈，少不得向母亲哭诉，但太清不敢面理论，因为那一来载钧必然借题发挥，大吵一场，只好多方抚两个儿。载钊很懂事，能够谅母亲的委屈，八岁的载初总是哀哭不休，哭得太清心烦意，不免施以夏楚，但真如俗语所说的，“打在儿，痛在娘心”，太清每每终宵以泪洗面，憔悴得不成样了。

太福晋倒是很同太清，但她对孙亦无计可施，因为他会回嘴，有时让太福晋气得发抖，反倒要太清来解劝。

如是经过三个月，有一天太福晋将她找了去说：“我看你还是搬去住吧！不然一定会事。”

太清大吃一惊。“会什么事？”她想了一会儿说，“请太福晋明明白白告诉我。”

“我也说不清楚，你也不必问了。”

“不！”太清很持，“太福晋不跟我说明白，我不知会什么事，日夜提心吊胆，那日怎么过？”

“你只要搬去了，自然没事。”

“这么说，是大爷要撵我？”

“他倒没有说这话。”

这就奇怪了，既非载钧之意，然则是——她陡觉脊梁上一阵凉，用抖颤的声音问：“是太福晋不准我住在府里？”

“我怎么会撵你？”太福晋立即否认，停了一说，“我是看老大的意思，似乎只要你搬了去，他就，他就不往追究了。”

“追究什么？”

太福晋摇不答，但经不住太清一再追问，她叹气说：“唉！总怪你喜作诗作词，本来没有的事，只为有笔墨留在外，才会有人造谣生事。”

太清恍然大悟，接而来的是莫名的悲愤，恨不得以死明志，但一想到儿女，决绝之心自然而然地就了。

满怀的幽怨委屈，无法与小儿女诉说。幸而孟文由察哈尔归宁，以超勇亲王福晋的份，载钧对这个小他一岁的妹妹，不能不以礼相待，同时对庶母亦勉维持着一份应有的礼貌，但骨之间的矛盾，只是暂时被隐藏，并未消。

到晚来，母女俩在府中的天游阁上单独相，孟文才有机会细问风波的由来。太清将太福晋的话告诉了她，孟文既骇且怒，当然也陪着她母亲泪。

“我没有想到大哥的天这么凉薄。他不能这么欺侮人，娘，我明天去看三太爷。”

“三太爷病在床上，已经在办后事了，哪还能咱家的事？”

“那就看五太爷。”

“三太爷”与“五太爷”是指皇帝的胞弟，惇亲王绵恺与惠亲王绵愉，在近支亲贵中辈分最，宗一系的孙，凡有委屈，往往向他们乞援。惠亲王绵愉秉恬淡冲和，笃于宗亲，在他的侄女、侄孙女中，最钟的便是幼受母教，亦写得一手清丽的小诗的孟文。如果去向他哭诉，他一定会面来主持公。

太清考虑了一会儿，觉得不妥：“就算是冤家，也宜解不宜结。”她说：“皇上这两年事很严厉，倘或五太爷跟皇上谈到咱们家，万一皇上又生了气，给你大哥一什么分，那不更是结了不解之仇？”

“那么，明天我自己来跟他理论。”

“那也不见得有用，表面敷衍，心里越发记恨。等你一回察哈尔，只怕我跟你两个弟弟更要受他的气了。”

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莫非娘就老受他的欺侮？”

太清不作声，好久叹气说：“为来为去，为你两个弟弟。反正也只是三四年的事，我就暂且避开他，等载钊到了十八岁再说。”

原来王公弟，定制十八岁行冠礼受封，有了俸禄，便可自立，如果谨慎当差，逐渐晋封，太清还有一段桑榆晚景。

“娘这么打算，我也没话说了。可是避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自然是在外面找房。”太清说，“我已经拣来几样首饰，打算托人变价。如果你赞成，我就趁你在这里，把这件事办了。”

“娘何必拿首饰变价？”孟文说，“我让鞑馆拨款过来好了。”

原来蒙古王公每年朝贡，附带亦贸易，到京以后，有固定的住，俗称“鞑馆”，又分外两，外馆在安定门外，馆在御河西岸，那一带是外藩集中之地，礼设有“会同四译馆”——明朝名为“四夷馆”，清忌讳“夷”字，改称声音相近的“四译”，共计八馆，鞑馆即为八馆之一。

蒙古的贡使乃贸易随从，照例冬去归，货皆卸在鞑馆，以货为主，货款大都托鞑馆的执事代收。超勇亲王的贡使是陪着孟文一起京的，他带的货很多，孟文如果要支用个千把两银，只要到鞑馆将他找来，代一句，他自然会去张罗。但太清不愿意这么办。

“这么办，对你不好，对我也不好。不怎么样，你大哥的面，我得维持住。而且——”太清没有再说去，因为她变卖首饰，府别居，这境况，比较易于博得人的同。等彼此的怨恨为岁月冲淡以后，仍可回府。这是她一乞怜的打算，不必说破。

孟文当然也能谅母亲的心境，琢磨了好一会儿，欣然说：“娘，我有个两全其的办法，你就把首饰卖给我好了。”

当然，孟文承受她母亲的首饰，一定会善价。太清觉得这个办法不错，因为孟文的夫婿只知她了上千两银买首饰，不会想到她是变相津贴了娘家。

话虽如此，仍旧要用间接的方式。京师自乾隆末年，和珅当政以后，行一行贿的方式，以古玩铺、珠宝店为媒介，譬如有人想谋一个缺，居间的人就会告诉他，到哪一家店，去买怎么样的一幅画，或者一只瓶作为礼，送去了自有效验。指定之，开价极昂，不在话。其实此就是由受礼者家中取来的，表面送礼，里行贿，而受贿者，看来只是收受了一样礼而已。

太清亦是用这样的手法，托一家熟识的珠宝店经手，由孟文通知贡使，付价取，并不知这几样首饰的来历。

其实，从太清不容于嫡之，打算移居的消息一传，自愿相助的很多，太清为了维持一份自尊，总是婉言辞谢，如今照孟文的办法，筹得置屋之资，要找房，便不妨托人，很快地在西城养营，觅得了略有木、清幽整洁的一所住宅，携儿带女，迁离朱门。

龚定庵是从许滇生中得知此事始末，很想去看一看太清，但听了许滇生的一番话，打消原意。

“她如今居孀，家之间又有蜚语，所以她虽是家母的义女，我亦不便到养营去看她。人倒是常去的，每一回都陪她淌泪。载钧实在太岂有此理。上个月莲生京，想去看她，我劝他不必，因为有害无益。”

这话实际上也是劝阻龚定庵，他当然听得来，然说：“照此形看，想写首诗问问，都大可不必了。”

“这才是聪明的办法。”许滇生换了一个话题，“令叔快要真除了。”

这一说，不想引发了龚定庵的牢。原来龚守正是嘉庆七年的翰林，为人庸俗，虽在翰林从不讲学问，龚定庵曾经公然批评他“一窍不通”，又说：“家叔的学问都从五书而来。”人家问他：何谓五书？他说：封面五，就是五书。红面的是缙绅录；黄面的是京报；黑面的是属的禀帖；白面的是各衙门的知会；蓝面的是账簿。

但是龚守正的官运亨通，因为他那谨小慎微，从不多事，亦从不敢说一句有风骨的话，正适合曹振镛、穆彰阿所倡导的政风，所以早在光十年，便已当到侍郎！这几年一直在各转，先是礼，后是兵，再迁，复转吏，仍回。

这年九月终于升署礼尚书，由于只是署任，所以龚定庵在礼当主事，不必因为需要回避而请求改调。

“定庵，”许滇生又说，“令叔一真除，你自然要改官。到刑来如何？”

许滇生是刑侍郎，很想罗织龚定庵刑，但龚定庵的官兴已冷如死灰了。

“到时候再看吧！”

龚定庵并无意转调刑供职，但许滇生不死心，极力怂恿，表示如果龚定庵肯到刑，将请他当“秋审总办”——这是刑最权威的差使，秋审总办一共八个人，十八行省以及拘系在刑“诏狱”——俗称天牢的待决重犯，都须先经秋审审，何者“实”、何者“可矜”，一一推详，造成“勾册”，在霜降以前，呈上御前，待朱笔“勾决”。这份生杀大权，实际上之于秋审，所以这八总办被称为“八大圣人”。

“定庵，刑律所穷，济之以礼。礼是府上的家学，你又一向讲究经世致用，目前秋审的总办，就少像你这样一位于《礼记》的专家，以致许多‘服制案’不得其平。我希望你考虑。”

所谓“服制案”，是杀人犯所杀的人，如胞伯胞叔，或胞兄等，照《大清通礼》在服制上为“期服”，即是次于父母三年之丧的服丧一年，照刑律例须加重，但地方官向来以“逆重案”为讳，因为有逆案即表示职司民牧的人，不能化民成俗，不足以为“父母官”，轻则降调，重则革职。同时“刑名师爷”有几条一脉相承的心法，其中有一条是“救生不救死”，所以明明胞弟杀了胞兄，应该抵命，往往夹签声明，“并非有心犯”，同时在供上亦每每避重就轻，有意开脱。

这一来在勾决时，便可刊“缓决”册，死者岂非沉冤莫白。

这番说法，倒使得龚定庵有些动心了，如果肯徇从许滇生的要求，转到刑，派了秋审的差使，遇到这“服制案”便可据理力争，务得其平。可是毕竟只是动一动心而已，并不愿承诺。

“你要我当‘圣人’，太抬举我了。”龚定庵为戏言搪，“到时候再看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