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节佛教流通(4/1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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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并及技巧者？夷贪冒，徙诸其所居，正犹蒙古陷城，不杀工匠耳。大武信，尚在真君以前，至七年乃有此祸，可见其别有原因，崔浩特迎机而导之耳。浩义士，寇谦之亦有心人，说见第八章第六节。其去佛，未知何故，或诚以其为世费害，而假手于虏以除之邪？佛狸则安足语此？观其诏言天罚亟行，浩盖以此恐动之也。此举在当时，自为拂逆人心之事，故必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自解也。《释老志》云：谦之与浩同从车驾，苦与浩诤，浩不肯。谓浩曰：“卿今促年受戮，灭门矣。”后四年，浩诛，备五刑，时年七十。此乃佞佛者怨毒之辞耳。又云：浩既诛死，帝颇悔之，业已行，难中修复。恭宗潜兴之，未敢言。佛沦废终帝世，积七八年，然禁稍宽弛，笃信之家，得密奉事，沙门专至者，犹窃法服诵习焉，惟不得显行于京都矣。然则外州仍有之也，亦犹清禁基督教，而人民仍密奉事之欤？《齐书·魏虏传》云：宋元嘉中，伪大晃与大臣崔氏、寇氏不睦，崔、寇谮之。玄人有术，晃使祈福，七日七夜。佛狸梦其祖父并怒，手刃向之曰：“汝何故信谗，害大？”佛狸惊觉，伪诏曰：“自今已往，事无细，必经大，然后上闻。”晃后谋杀佛狸，见杀。（参看第十一章第一节。）初佛狸讨羯胡于安，杀人且尽。及元嘉南寇，获人，以铁笼盛杀之。后佛狸恶疾，自是敬畏佛教，立塔寺浮图。始终不离乎迷信，佛狸之毁佛而又渐弛其禁，此或其真象邪？文成立，复佛法。事在兴安元年十二月，见《魏书·本纪》。

魏自文成而后，献文、孝文皆信佛。（事皆见《释老志》。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，又集沙门讲佛经，见《韦阆》及《裴骏传》。《齐书·宗室传》：建武二年，虏主元宏寇寿，遣登人城，施众僧绢五百匹。）帝亦颇知教义。（《魏书·李同轨传》：永熙二年，帝幸平等寺，僧徒讲说，敕同轨论难。）宣武于此尤笃，然佛事之劳费，亦至斯而益甚，导孝明世灵后奢纵之先路矣。（参看第十二章第一节。《魏书·尼传》：世宗广访得失，尼从弟固上言：“请绝虚谈穷微之论，简桑门无用之费。”又《张普惠传》：普惠以肃宗不亲视朝，过崇佛法，郊庙之事，多委有司，上疏言之，则奢费虽由胡后，肃宗亦未尝不溺于佛也。）北齐文宣昏暴，武成、后主皆荒，于佛亦甚敬信。据《元海传》，则皆元海所教也。（《北齐书·文宣纪》：天保七年，五月，帝以为断慈，遂不复。八年，四月，庚午，诏诸取虾、蟹、蚬、蛤之类，悉令停断，惟听捕鱼。乙酉，诏公私鹰、鹞，俱亦禁绝。八月，庚辰，诏丘、郊、禘、祫、时祠，皆仰市取少牢，不得剖割。农、社，先蚕，酒而已。雩、禖、风、雨、司民、司禄、灵星、杂祀，果、饼、酒、脯。九年，二月，己丑，诏限仲冬一月燎野，不得他时行火，损昆虫、草木。十年，正月，甲寅，帝如辽甘寺。二月，丙戌，于寺禅居观，惟军国大事奏闻。《武成帝纪》：河清元年，正月，诏断屠杀，以顺令。《后主纪》：天统五年，二月，乙丑，诏禁网捕鹰、鹞，及畜养笼放之。其去杀，几与梁武帝无异。《元海传》云：累迁散骑常侍。愿山林，修行释典。文宣许之。乃林虑山。经二年，绝弃人事。志不能固，自启求归。征复本任。便纵酒肆，广纳姬侍。又云：元海好乐祸，然诈仁慈，不饮酒啖。文宣天保末年，敬信法，乃至宗庙不血，皆元海所谋。及为右仆，又说后主禁屠宰，断酤酒。然本心非清，故终至覆败。案元海劝武成奉济南，未为非义。后与祖珽共执朝政，依违陆大姬间，盖亦势不得已。周建德七年，于邺城谋逆诛，尤可见其心存家国。既云纵酒肆，又云不饮酒啖，未免自相矛盾。果其饕餮自恣，岂能说文宣、后主以断杀，即言之，文宣、后主，又宁听之邪？）周文帝亦颇能谈义，且有信心。（《周书·薛善传》云：大祖雅好谈论。并简名僧识玄宗者百人，于第讲说。又命善弟慎等十二人兼讲佛义，使外俱通。由是四方竞为大乘之学。《儒林传》：卢光，尝从大祖狩于檀台山。猎闱既合，大祖遥指山上，谓群公等曰：“公等有所见不？”咸曰：“无。”光独曰：“见一桑门。”大祖曰：“是也。”即解围而还。令光于桑门立造浮图。掘基一丈，得瓦钵，锡杖各一。大祖称叹，因立寺焉。）至武帝，乃又有废佛之举。